2004年12月10日19:55 来源：商务周刊
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美国生物学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博士在他的名著《水母与蜗牛》一书中曾经对传统医学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直上溯到几千年前医学的源头处，这个行当就仅凭纯粹的猜测和粗糙的试验一路走过来。很难想像，在人类的诸多努力之中，还有什么事业比这个行当更不科学……反观之下，那种人类试验是最无聊，最不负责任的，其基
础仅仅是尝试－错误，并通常也真是按这一逻辑而告终。放血，泻下，拔罐，给予每一种已知植物的浸取液，每一种金属的溶液，每一种想像得到的饮食配方，包括完全的禁食，所有这些，其根据都是关于病因的最怪诞的想像，无非是些向壁虚构。”
在中国，100年来，传统医学一直以来也遭受着托马斯式的诟病，被作为“旧文化”和封建的东西批判，并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在现代社会，这种批判和指责更多的指向了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领域，诸如去年的SARS和一直以来比较敏感的艾滋病。
但不论是100年前，还是建国后，中医自身似乎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医的拯救。今天，一些民间中医和业内人士希望通过在艾滋病治疗实践中的努力，让这个传统行业走出困境
□记者 王强 袭祥德
10月8日，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最富有传统的行业之一——中医——迎来了一个胜利。
这一天，由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承担的科技部公益专项基金项目“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研究”课题，通过了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验收。这一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向外界宣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成立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工作协调小组和专家组，制定了中医药防治艾滋病2004至2005年工作计划，并组织开展了5省艾滋病中医药关怀治疗项目，现已开始对河南、河北等5省2300名艾滋病患者免费进行中医药治疗。
外人很难知道，这是古老的中医行业一次久违的胜利，虽然这个胜利不过是赢得了一个机会，一个允许其治病的机会，距离真正的胜利还相当遥远。但为了获得这个机会，一批中医和对中国传统医学拥有信心的人士已经上下奔走了很久。
1992年，国家科技部下属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承接了一项名为“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的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在10来年的研究中，课题组得出的结论是：中医是理论医学，可以应对一切新发现的疾病。去年SARS期间，课题组南下广州调研中医治疗SARS的疗效，并最终拿出了一份在业内引起反响的调研报告——《中医可以解决“非典”问题》。
2003年下半年，“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河南省等艾滋病比较严重的地区出现了一些中医介入并取得良好疗效的现象。为此，从今年初开始，课题组先后10余次深入到河南省艾滋病重灾区上蔡县和郸城县的多个艾滋病村实地调研，结果发现，自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发现河南艾滋病村之后，立即奔赴治疗艾滋病第一线进行临床救治的不是官方医院，而是民间中医。这些民间中医自己拿钱，免费为艾滋病患者治疗，不仅成本低、疗程短、疗效显著，而且没有毒副作用，深受疫区广大患者的认可和欢迎，与目前国家正在推行的“鸡尾酒”疗法相比，中医药具有独到的优势和潜力。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告诉《商务周刊》，根据他们的了解，疗效比较好的有7路民间中医。他们最早的从2000年底就开始在上蔡县治疗艾滋病，取得了很好的治疗经验，最晚的从2003年3月到郸城县进行治疗，同样效果良好。
这个发现立刻被报至国家科技部调研室，科技部调研室同样表现出了兴趣，并决定将“中医药战略研究”的重点转向对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问题上来。2004年3月，经过与河南省科技厅协调，课题组以软科学计划课题研究形式，推荐北京泰一和中医研究所的老中医王文奎，前往河南省科技厅定点帮扶的“艾滋病村”周口市郸城县城郊乡王楼村，对部分患者进行中医药治疗。5月，科技部调研室处长罗晖等随课题组一起到河南省上蔡、郸城等艾滋病高发地区进行了调研。7月10日，科技部调研室主任梅永红与国务院研究室副司长陈永杰、中国中医研究院艾滋病防治专家吕维柏教授，会同贾谦等课题组成员，再次到郸城对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在一天的走访中，调研组听取了河南省科技厅、周口市县乡的各级主管部门对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的情况汇报，和接受中医药治疗的10多位艾滋病患者进行座谈，深入到患者家中了解有关细节。
这次实地调研回来后，迅速形成了一份题为《关于河南省利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情况的调研报告》。报告认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良好效果出人意料，“从我们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接受中医药治疗的患者普遍得到有效救治，反映良好。一些患者很快恢复正常生活状态，甚至开始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大部分接受调查的患者，已很难从外表看出任何患病症状”。报告指出，目前国家对艾滋病的治疗管理十分严格，主管部门认定的治疗方法基本上只有“鸡尾酒”疗法，民间中医药介入艾滋病治疗并未得到认可，“目前国内尚无任何获得国家认可的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中药制剂，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艾滋病治疗领域，在SARS等其他一些重大疾病领域也大都如此，长此以往，中医药前景不容乐观”。
该份报告认为，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处于紧要关头，既然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确实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将中医药疗法纳入到综合防治艾滋病体系中来，不仅有利于早日控制艾滋病的蔓延，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要，而且也是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事业振兴和发展的重要契机”。 报告建议将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和其他重大疾病纳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加强对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的研究，支持中医界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据介绍，该报告上报后，得到了科技部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认可与重视。“应该说，无论是部里还是国务院领导，对这件事都是高度重视的，不仅态度严谨，而且非常高效。”贾谦认为，这说明高层充分认识到艾滋病的严峻性。
自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到今年4月，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中国已有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8万人。更不乐观的是，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徐天民教授在公开场合透露，目前中国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处于世界第14位，在亚洲排名第2位，而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以40％的速度递增，中国已经处于艾滋病暴发流行的前沿。
在此时刻，艾滋病的防治就显得尤其重要。但去年11月6日，在北京出席一个艾滋病研讨会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鲁杰教授指出：“中国现在正处在十字路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府能够单独打赢这场战争。”
“道理一样，在中国单靠某一个部门或者单靠西医彻底解决艾滋病问题更是不可能的。”贾谦说。
在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直称我国正处于防治艾滋病关键时期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特别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必要的，但政府主导绝不是包办一切，必须充分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防治的有效机制。
“吴仪副总理所强调的社会力量，其中就应该包括民间组织和民间中医。”贾谦说。
自1992年以来，一直从事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的贾谦自称已经是中医药学的忠实信徒，却看多了对中医是否科学的怀疑目光。他明确地向记者表达了他的希望：用治疗艾滋病这一世纪绝症的胜利，回答梁启超提出“中医不是科学”以来所有的质疑和责难，拯救100多年来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中医。
他的愿望真的能够实现吗？
一位民间中医和77位艾滋病人
郸城县，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农业大县。上世纪90年代，这个位于豫东的大县经济发展落后，农业基础薄弱。贫困使得许多村民卖血，艾滋病病毒在村庄里潜伏下来。
郸城县城郊乡王楼村，离县城西边只有几华里，是一个有4800多人的大村。走在村旁的狭窄乡间公路上，可以看到路旁麦田里突兀出的几座新坟。村民告诉记者，那是新死的艾滋病人的坟。1990年代，王楼村的村民也没有摆脱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悲剧。1999年开始，村里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继开始发病。
然而，2004年11月10日，记者走进王楼村，并没有感觉到艾滋病带来的恐怖和压抑。村民们三三两两站在街头聊天，村卫生所附近的学校里传来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一片中国农村特有的悠闲和安宁。
仅仅一年前，王楼村还笼罩在恐惧之中。2001年被派到王楼村的郸城县卫生防疫站副科长邢怀民告诉《商务周刊》，2000年秋季，王楼村的艾滋病进入暴发期，当年就查出60多个病人，“当时村里的孩子都不能上学了，因为学校害怕；村民对病人很歧视，不与病人来往；嫁来的姑娘不让回娘家，连亲娘都害怕”。
在很长一段时间，邢怀民和村民们一样束手无策。从2004年元月开始，这里的艾滋病人获得了免费的“鸡尾酒”治疗，邢怀民负责给病人分发药物。但他悲哀地看到，“鸡尾酒” 药物的毒副作用太大，患者服药后，很多人会出现恶心呕吐、不想吃饭、腹痛、腹泻、腹胀和皮疹等症状。“出现副反应的患者很多，占服药病人的30%—40%。”邢怀民说，“许多病人吃了西药后，因为耐受性不好，最后西药不能吃了，饭也不能吃了，人慢慢就完了。”
更为严重的是，西药对依从性要求很严格，药物必须严格定时服用，否则，不规则用药会导致病毒毒株产生耐药性。“但患病村民很难保证按时吃药，这十分危险。”邢怀民说，同时，西药的副作用在说明书上写得非常清楚，病人看了以后，非常恐惧，不敢吃药。
在王楼村卫生所，艾滋病患者李海仓（化名，以下患者姓名均为化名）向记者证实了服西药的副作用。这位30多岁的村民也是当年卖血大军中的一员，2003年7月，艾滋病病毒发作，卧床不起，最严重的时候穿衣服都要老婆帮忙。
“当时我吃完西药后，腹胀得厉害，难受得还不如死了，而且还发烧，不爱吃东西。”说起服用西药的副作用，至今他还心有余悸，眼里充满恐惧。
“当然有部分病人服用西药后病症慢慢好转，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在服用西药后，病症不但消失不了，病情反而加重。”邢怀民说。
对于这种情况，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子课题组的刘鸿泰副处长告诉《商务周刊》，“鸡尾酒”抗病毒疗法对患者的要求非常严格，要求患者的CD4（免疫细胞）指数必须在400—200之间服药，效果才好，而且必须按时服药。如果在CD4大于400的时候服药，可能会加速病毒的复制易产生抗药性，造成病情加重；如果在CD4小于200的时候服药，可能使患者免疫功能迅速下降，导致并发症的出现而死亡。
对于患病的村民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科学的原理，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吃西药。邢怀民学的是西医，但是他亲眼看到有的病人宁死不服西药。
2004年3月12日，课题组和王文奎第一次进入王楼村，从此改变了这个村庄的绝望气氛。
王文奎是北京泰一和中医药研究所主任。这位去年在“非典”期间被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吕炳奎亲点进入中医防治“非典”专家组的老中医，从1991年就开始关注中医治疗艾滋病，1998年写成《中医论治艾滋病》的论文，这篇论文2004年1月发表在中国工程院院刊《中国工程科学》杂志上。随后，王文奎应邀参加课题组，组建“中医药防治艾滋病”子课题组，并由课题组派到河南省科技厅定点帮扶的“艾滋病村”——周口市郸城县王楼村调研，并尝试用中医治疗部分患者。
“这是很担风险的。”邢怀民说，“国家对艾滋病的治疗控制很严格，一直以来，中医药是不允许介入艾滋病治疗的，更不要说没有行医资格的民间中医。”和当时所有人一样，西医出身的邢怀民并不相信这位民间老中医，但很多病人拒绝吃西药，“没有办法，只能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邢怀民把村里服西药副反应比较大的或者根本不能吃饭的病人找来，让王文奎给他们开中药吃。王文奎在给每个病人诊脉后，给病人吃他自制的丸药。邢怀民告诉《商务周刊》，第一批服中药的有15人，其中就包括李海仓。
服药一周后，病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有的临床症状消失。该村一位40多岁的女患者， 2001年7月查出HIV为阳性，服中药前，月经不调，出血多，肚子痛，全身乏力，厌食，视力模糊，腰部带状疱疹，并患有糖尿病。3月16日开始服用王文奎的药，10天后检查，糖尿病好转，体重增加，能吃饭了，自觉全身有力，一个月后再查，糖尿病全好了，月经正常了，肚子不痛了，也能干活了。
“吃了王大夫的药，我可以从床上起来了，而且浑身有劲，可以下地干活了。”李海仓挥动着双臂告诉记者。从体征看，很难看出他曾经是一个艾滋病重症患者。为了养家糊口，他目前承包了一个建筑队，在外面承包建筑工程，每个月可以挣2000多元人民币。
“与西药相比，中药没有发现有副作用。”邢怀民证实说。与西药相比，中药的成本也大大降低。刘鸿泰告诉记者，服用西药的费用每人每年约6000元人民币，且需终生服药，如果用更先进的西药，费用会更高。但采用中药治疗，据贾谦介绍，7路民间中医用药的费用均低于西药药费。
“而且服用中药没有CD4的限制，不像西药要终生服药，无抗药性。”刘鸿泰说，所以，越来越多的病人找到邢怀民，要求服用中药。有一次有个病人甚至把被子搬到邢怀民的办公室，说不给中药就不走。邢怀民告诉记者，目前，王楼村服用王文奎中药的病人已经达到77人。
在记者到达王楼村的当天，王文奎正好在村卫生所为患者看病，他说这次除了看病，还要把下个月的药发给病人，头天他已经看了一部分病人，药也发下去了，今天病人就可以看完。
村卫生所的办公室就是临时的诊所，屋里围了十几个患者，不时有病人进来。屋子里很热闹，病人们有说有笑，从体征看，看不出他们感染的是恐怖的艾滋病，他们的神态，似乎也使人认为他们得的只是感冒一类的小病。
“病人的数量一定要控制了，因为病人吃的中药都是我们免费提供的。”王文奎说，“没有办法，我们已经承受不了了，资金太紧张了。”除了王楼村的77个病人，王文奎说，他们在驻马店的上蔡县还免费治疗着13位艾滋病患者。
神医或者骗子
这看上去多么像电视里的虚假广告。实际上，记者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也一直告诫自己保持审视的眼光。根据“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在王文奎之前，至少还有6位民间中医在河南等地进行过中医治疗艾滋病的个人尝试：
孙传正：浙江义乌中草药研究所所长，2001年到上蔡县治疗艾滋病，3年中治疗近200多个病人。
莫以贤：广东湛江中医药研究所所长，3年来在上蔡县治疗近百人。
李传和：山东省新泰县一村医，2002年在上蔡县文楼村治疗9例艾滋病人。
李之焕：广西一家民间癌症防治所所长，因“非法行医”曾被逮捕，劳教三年。5次到上蔡县，治疗艾滋病患者3人。
李德敏：湖北襄樊市人，自称是中国气味医学研究创始人，在上蔡县治疗近百人。
刘志明：祖传中医，1981年获得中医医师证，在云南瑞丽治疗过艾滋病，在上蔡治过10例患者，目前在北京平心堂诊所。
“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发现，在治疗艾滋病过程中，上述民间中医都是自己掏钱为患者治疗，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属于“非法行医”、“自制假药”。
“中医的衰落使我们很痛心。”王文奎说，“我们冒着各种风险，只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重振中国传统医学。但一直以来，我们这些民间中医备受争议，而且背负着‘骗子’的骂名。”
事实上，随着艾滋病浮出水面，在治疗艾滋病方面确实一直是鱼龙混杂。在河南省一些艾滋病的重灾区，也同样出现了一些打着各种幌子的游医，利用广告、网络、信件欺骗艾滋病人及其家属，骗取钱财。记者在上蔡县街头，仍然可以看到类似的广告和招牌。
去年9月16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开庭审理的一桩名誉侵权案，使在社会上名声不佳的民间中医成为焦点。案件的原告方是“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所调研的7路民间中医之一的李德敏，被告方是被称为“民间防艾第一人”的河南省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
官司起源于高耀洁2002年国庆节自费印发的宣传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有一篇题为《你诈骗艾滋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的文章。高耀洁在文章中认为，艾滋病已成为全球性的“超级瘟疫”，但骗子们却利用病人求救无门和渴望治病的心理，大吹特吹能够治愈艾滋病。在文章中，她不指名的举了很多例子。
其中的一个例子写道：“这些游医何许人也？有无业游民、有庸医、有游医，还有干部、工人，他们并没有读过医学院校，更无行医资格，竟然敢说：‘我研制的中药在人体外实验，病毒杀伤率两分钟为100%，对淋巴细胞保护率为92.7%以上，在十几例艾滋病人身上试用，抗感染疗效为100%。’利用这些胡编乱吹，盯住艾滋病人不放，其目的很清楚，出售‘神药’，大肆牟取暴利，以饱私囊。”
李德敏在诉状中认为，文章引用的这段话，是2002年2月23日他写给高耀洁信中的原话，文章中还有些例子明显指的是他，高耀洁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
2003年10月13日，法院经审判认为，被告在其传单中所引用的事例均系泛指，并未直指原告李德敏之名，被告在主观上无侵权故意或过失，原告所诉侵权事由不能成立，李德敏败诉。
诉讼虽已过去，高耀洁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仍然坚持她的观点：“西医也好，中医也好，现在对于艾滋病来说，都可以缓解，而不能治愈。他们说得太神乎了，什么100%，说什么艾滋病是‘纸老虎’，不可能。”
“现在不是李德敏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很普遍的，中医缺乏科学性，糟粕很多，他们往往把话说得很满，说什么都能治，实际上被一批坏人钻了空子。不是我说艾滋病不能治，世界上都承认现在还不能治，我书上写得很清楚，中医只能改善机体功能，维持住。”高耀洁告诉《商务周刊》，上蔡那边骗子很多，“他们只知道钱，不知道道德”。
从1999年8月15日到2003年8月14日，高耀洁收到8326封信件。她统计后认为，这其中有812封信是骗子信。
她认为识别骗子有三个标准：凡是自制（没有国家药准字批号）专治艾滋病的药物，让病人服用者；称艾滋病最好治，自制药品有100%疗效，治疗了若干例艾滋病病人者；称祖传秘方专治艾滋病，其疗效得到“名人”的肯定、“签名”或“题词”，甚至“获奖”者。
在经历了这场官司后，李德敏离开了上蔡县，回到襄樊继续研究他的气味学。他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坚持认为，中医能治愈艾滋病。
“凡是敢于挑战艾滋病的多半是多年从事中药研究的人，这些人不在医院工作，无执业医师证书。”李德敏说，“2002年以前下乡治疗艾滋病的都是这类人员，全是免费送医送药，当地县级以下政府非常欢迎。有一部分药物无效就自动退出了，药物有效的就坚持下来。”
回忆起去年的官司，电话那头的李德敏显得很激动，他认为揭露艾滋病问题的高耀洁确实是“孤胆英雄”，但研究中医药治艾的也都是个人行为，“据我估计，到上蔡县文楼村送药的十几个人，他们的花费都在10万元以上，没取分文，却背上个诈骗犯的罪名，新闻媒体几乎没有关注过我们这些人”。
“我们调研过的到艾滋病高发区治疗艾滋病的7路民间中医，都是免费送药，没有发现他们收取任何费用。”贾谦也强调这一点。他认为，中西医治疗思路截然不同，不能说西医还没有突破艾滋病治疗，中医就不能突破，任何时期、任何行业都会有滥竽充数现象，“不能因此就把所有民间中医都说成是骗子”。
科学还是不科学
记者采访莫以贤的时候，他正在给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写报告，同样呼吁着中药治疗艾滋病是必由之路，国家应该支持中医药的发展。
今年10月20日，莫以贤研制的艾滋病中药“克艾特胶囊”，终于被国家药监局批准进行二期临床，这意味着“克艾特胶囊”有可能拿到国家新药批号。相对于其他民间同行，应该说莫以贤是幸运的。
莫以贤自称对癌症、糖尿病等疑难病症的研究已经有50多年，1990年代初即开始研究艾滋病和抗病毒中药，但最初一直苦于在国内没有案例无法进行尝试。1999年，莫以贤从网上发现河南有一个艾滋病集中地——上蔡县，于是开始准备自己的药物。2001年7月，莫以贤进入上蔡，对当地的艾滋病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克艾特胶囊免费发给艾滋病患者，效果不错。
但让莫以贤痛苦的是，民间中医大部分没有合法的行医资格。“我们在那里是合情合理但不合法，开展工作真是难。”他介绍说，“县里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和县里的一些领导谈，他们确实不忍心看到百姓都病成那个样子，所以对进入当地的中医中药，只要有效果他们就支持。而驻马店市和省里对我们就查得很严，在那里三年我碰到过多次被查的事件，主要是省、市卫生主管部门、药监部门。”
他告诉《商务周刊》，从2001年开始，驻马店市里的领导和药监部门多次公开宣布，没有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药品不能进入当地，否则属违法。现在国家没有批准过一个民间中医治艾滋病的中药，他的“克艾特胶囊”尚处于二期临床阶段，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用于当地艾滋病治疗的中药都是非法的。
“我们这些人都处在体制之外，虽然我们都是免费给当地病人治病，但大部分还是偷偷摸摸进行。”莫以贤说。
即使这样，2001年7月到2003年8月期间，莫以贤称自己还是在上蔡免费医治了56个病人，并把他们带到北京，花钱给这些病人做病毒载量的检测。“这三年我在上蔡花的都是自己的钱，现在实在没有更多的财力来支持这些病人，所以接受治疗的现在还有10个人，而且已经有4个人可以停止用药。”按照莫以贤的说法，这些病人的艾滋病已经治愈了。
莫以贤告诉《商务周刊》，由于他的药在当地已经证明有效， 2001年和2003年，上蔡县卫生局先后两次向卫生部上报文件，指出“克艾特胶囊”对于治疗艾滋病的效果，但一直到现在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从去年3月18日开始，莫以贤又开始向国家药监局报批新药，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材料从药监局转到审评中心，结果2003年4月9日的评审会直接退审。莫以贤很生气，找国家药监局的局长问既然药物有疗效，为什么不能通过。在他的要求下，2003年7月份又开了第二次评审会，结果还是通不过，让莫回去补充材料。
他回忆说，今年6月中旬，河南省卫生厅、国家药监局等组织有关领导专家到上蔡考察中药治疗艾滋病的情况，在情况交流会上，莫以贤发言的时候，地方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当面质问莫以贤：“谁批准你来搞的，你收了多少钱？”
当天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市里组织人对当地各个医院进行检查，查看是否有治疗艾滋病的中药。“当时气氛特别紧张。我知道这个消息后，赶紧和同伴收拾行李从县政府招待所撤离，第二天赶回了北京。”莫以贤说。
今年10月20日，在莫以贤第三次给国家药监局送交“克艾特胶囊”的材料后，终于获准可以进行二期临床。
“这次如果再不通过，我就打算放弃了。”莫以贤说。
类似的经历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调研的其他民间中医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记者采访中获悉，到艾滋病村治疗艾滋病的7路民间中医大多没有合法的行医执照，他们对卫生主管部门只强调行医资格和药品批号而不问效果的做法颇有微词。
王文奎告诉《商务周刊》，这几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查他的行医资格问题。为了到一线能接触到病人，他是受“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委托到王楼村的。对此，一直支持他在王楼村进行治疗的周口市一位政府领导认为，有效果没效果是大夫的事，有效果没有手续是医政部门的事情，“卫生部门为什么不给民间医生合法的手续和资格呢，这是卫生部门的问题，不能把这些罪过强加给民间医生”。
“虽然地方政府采取的是默许的态度，但是如果上级一追查就是问题。医是问题，药也是问题。”贾谦很无奈地说，“这些人几乎都被调查过，甚至很多人面临被逮捕的风险。”
一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法》将中医药参与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治疗排除在外，正规中医机构都很难介入，更不要说民间中医。但贾谦强调，现在证明中医在治疗艾滋病方面确实有独特的效果，而且又挽救了不少的生命，理所当然的应该给予他们行医资格。“在这场世纪大瘟疫面前，我们的法律法规是滞后的甚至是不合理的。”贾谦说。
批评者更多的把矛头对准了国家卫生部和它所制订的政策法规。记者试图从卫生部那里得到一个明确而权威的说法，但几次联系都没有结果，从卫生部新闻办那里得到的说法是：对于中医药方面，卫生部有关司局很难发表说法，还是去找中医药管理局比较合适，虽然卫生部也有艾滋病管理机构，但他们对于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没有更多的信息，西医好还是中医好这些问题只能由专家来解答，政策方面并没有特殊的规定和倾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副司长苏刚强在接受采访时告诉《商务周刊》，政府是支持中医治疗艾滋病的。
但贾谦认为，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有关法律法规对中医的排斥以及对民间中医的行医资格、药品批号的限制，仍然是最现实而紧迫的难题。
另一方面，从“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目前的调研情况看，艾滋病病情正处于第二个高发期，形势严峻，不容乐观。以郸城县为例，该县在2004年3月统计病人116名，到9月底，统计数字已经达到460人，病情在快速扩大和蔓延。贾谦呼吁，应当首先把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纳入国家整体计划中来，并给在一线工作的真正民间中医一个合法的身份。
课题组的调研报告则更进一步认为，政府应该给中医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尽快修订与完善国家传染病法，把中医药纳入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治体系。
“科技界有必要重新思考学术的使命问题。科学的真谛究竟是什么？”这份调研报告写道：“对于广大在疾病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患者来说，最要紧的是如何尽快恢复健康，是摆脱死亡的威胁。无论西药中药，只要能治好病就是好药；无论是‘科学’还是不科学，只要能治好病就是真科学。但是，学术界仍然还是更多地关注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解释中医药，如何出大量的论文和学术成果。相反的，面对中医药实实在在的疗效，学术界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敏感和兴趣。我们无意反对学术界对于‘科学’的追崇，但如果由此走向了‘科学主义’，对中医药进行削足适履式的‘科学化’，那就有可能导致中医药离百姓的需求愈来愈远，甚至离真理也愈来愈远。”
疗效和标准谁说了算
然而，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更懂得科学，离真理也更近。
8月17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要领导在周口市听取了周口市政府、市卫生局和中医院等有关领导以及民间中医关于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的具体情况汇报。
来自山东的民间中医李传和参加了当天的汇报会。李传和告诉《商务周刊》，在会上他介绍了自己从2002年10月开始在文楼村为9个中晚期患者治疗的情况，并称他配制的“安泰普度汤”完全可以治愈艾滋病，他最早接诊的一家4口人，当时全部发病严重，病情进入晚期，濒临死亡，服用他配制的中药汤剂后，都已经康复，目前停药快两年了，一直没有反复，其他5个病人的状况也很好，“跟常人一样”。
显然，与会者对他的说法不以为然，很多人都认为他夸大其词。周口市一位参加了当天座谈会的卫生行业人士对会议记忆犹新：“这些民间中医喷的太大了，有系统的证据吗？”在采访中，他仍然深表怀疑。
中国中医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所艾滋病研究室主任王健承认，中药治疗艾滋病民间一直在用，虽然没有一个国家正式批准的药品，但因为毒副作用小一些，对提高患者的免疫力有帮助，所以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科技部公益专项基金项目“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研究”课题组组长，但这位从事艾滋病中医治疗研究的“正规军”对民间中医也颇有微词：“八五期间，中医研究院就承担了科技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研究’课题，科技部和中医药管理局都给予了许多支持，我们进行了非常规范的研究，但许多民间中医经常说自己的药多么好，能够治愈艾滋病，但是你拿什么来证明，这是严肃的科学，不是你说能治好就是治好了。”他认为，目前民间中医存在的情况就是把症状的缓解等同于治愈，这显然是对其疗效的一种夸大。
“民间医生大多根据经验和理论配药，但是拿到正式的科研机构，拿到学术界，他们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药确实有效，这很重要，我们的评价体系不同，他们说的治好和我们说的治好不同。我们是按照国家药物监管部门的标准来评价的。”王健说，“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肯定是非常有前景的，也会有真正能够抗艾滋病病毒的中药，但是我们应该来规范地运作。”
王健强调，一种新药首先要经过临床前报批，然后进行正规的临床试验，必须在国家正规医院来做，如果临床通过了国家的标准，那么就可以发给新药证书了，“民间医生的药大部分没有经过该程序，只看到患者表面上康复了，这不能作为依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副司长苏刚强也认为，对于中药诊疗技术的关键是规范，“病人自我感觉效果好不行，必须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评价指标，而目前这些医生拿不出能够降低病毒载量的充分证据”。
贾谦认为，政府没有资金来支持，单靠这些力量有限的民间中医自己拿出检测数据是不可能的。但在西医和主管部门看来，这恰恰是民间中医的弱点。
在最早报道艾滋病流行而被称为“中国第一艾滋病村”的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记者见到了李传和从2002年10月开始治疗的9例患者中的7个人，他们中服药时间最长的20多天，最短的只有十几天。他们都向记者承认，服用李传和的中药前，他们的病情都处于中晚期；服药后，胸闷气喘、皮疹各种症状基本消失，体力逐渐恢复；期间一直没有吃药，病情没有反弹。
在李传和最早治疗的张广才家里，记者没有见到张广才，他的妻子——一位看起来已经70多岁的老太太正在厢屋里做饭。几十年前的土屋已经处处开裂，摇摇欲坠，他的儿子张水刚从院子里他挖好的一个大沼气坑里上来，满脸疲惫。张水告诉记者，他父亲今年8月已经死了，但他强调，父亲的死亡与艾滋病无关，是因为脑溢血不治而亡。
张水的儿子今年8岁，但个子很矮，看起来还不到5岁。他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从外表看不出他曾经是个小艾滋病患者。
李传和最早到文楼村接诊的就是这一家人，当时他们4口人都是艾滋病晚期。张水的妻子早就死于艾滋病，他的儿子属于母婴传播。病情最严重的是他的母亲和儿子。他母亲的病情已经完全进入晚期，卧床不起，呼吸困难，四肢无力；他的儿子当时6岁，骨瘦如柴，体重只有8.5千克，呼吸极度困难，不能进食，经常处于半昏迷或昏迷状态，甚至出现休克。“当时，桂希恩教授看到这个孩子的状况，断言他活不长了。”张水说。
张水告诉记者，他们一开始是从县里领免费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但效果很差，后来才抱着“有病乱投医”的心态开始服用李传和的中药汤剂。结果证明效果很好，他母亲在服药6天后，胸闷症状消失，呼吸基本正常，服药23天后，以前的症状全部消失；他的儿子服药15天后，上述症状消失，饭量开始增加，能够上街玩耍；他和他父亲在服药后也恢复了正常生活。
但记者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体征虽然“恢复了正常”，但CD4（免疫细胞）指数的提高却普遍不明显。而CD4指数正是西医衡量治疗艾滋病疗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常情况下，正常的健康人的CD4指数应该在700以上。记者采访的这几个患者，只有一个人的CD4指数在700以上。大部分在三四百左右，张水的只有100多，最少的是张水的儿子，只有30多。按照西医检测标准，CD4指数在200以下，就属于危重病人。
对此，李传和认为，目前艾滋病的治疗检测标准，是按照西医的CD4指数和病毒载量的检测数据衡量，这不能说明问题。“并不是只有艾滋病病毒才能降低患者的免疫细胞指数，即使是再普通不过的感冒病毒也会造成这一结果。”他认为，肯定不是艾滋病的病毒影响到免疫细胞指数的上升，张水的CD4指数之所以只有100多，“是因为这位患者本身还是严重的乙肝患者”。
“我最担心的是他儿子，”李传和说，这个孩子的CD4指数如此低的原因，是他本身有先天性心脏病，同时他由于艾滋病发病的时候伴有高烧，只剩下了一个肺叶。
王文奎也告诉《商务周刊》，在治疗中，存在着很多非医疗问题的不利因素，比如过度劳累造成反弹。由于生活贫困，当病人身体稍有好转，他们就起来拼死干活，干完活还要想办法挣钱，一劳累，在治疗期间很容易反弹。“还有一个问题，病人现在极度贫困，有的家庭连基本的油盐都没有，更不要说营养了，怎么提高免疫力？”王文奎说，“经常有病人在看完病后央求，王大夫，能不能给我们解决点营养费啊？我很无奈。”
这几位中医都强调，不能把西医的检测标准简单套在中医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李传和认为，现在能够验证他们的治疗效果的手段就是病毒培养实验，以证实在服用他的中药后，病毒是否还在患者体内存活。
“关键的问题是，要通过检测来证明，看这些病人是不是存在其他病毒，这些病毒是否会影响到免疫细胞指数。”刘鸿泰认为，“如果有资金支持，可以稍微大面积地做次实验，但民间中医普遍存在资金紧张问题。由于资金紧张，李传和这几年才总共治疗了十几例患者，要想真正证明，可以抽取100名病人，从开始就做好各种细致的临床记录、数据统计和检测报告，这样才能让人家相信。”
针对中西医疗效标准之争，贾谦认为，中医有中医的诊断和疗效标准，而西医有西医的诊断和疗效标准。中西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诊疗体系，因而诊断标准、疗效标准，乃至药品标准不可能相同“不能将西医药的标准作为衡量、评判中医药的标准”。他举例说，去年英国西医两次会诊宣布刘海若“脑死亡”，结果最后是中医使刘海若起死回生。“西方都在反思他们用抗生素的标准，我们何必要认为人家的标准才是标准呢？”他反问道。
SARS的教训
采访中，很多中医人士和专家都强调，在中医治疗艾滋病的尝试中，要回头反思去年中医防治SARS中的经验和教训。
SARS的传播始于广东，在初期，著名中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的终身教授邓铁涛就提出，SARS是温病的一种，这次温病发于初春，湿邪内侵所致。中医治疗温病历史悠久，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用中医药完全可以治疗SARS。
广州中医介入治疗也最早最深。公开报道的数据显示，广东省中医院自去年1月7日接诊第一例SARS患者开始，到4月上旬共收治SARS患者112人，除7名合并有严重心脑等基础疾病的患者死亡外，其余105例均治愈出院。至4月底，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收治“非典”患者45例，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受到感染。患者平均退热时间3天，平均住院天数9天。这些病历均用西医方法确诊，用中医药为主治疗后，再用西医方法确认痊愈。与西医治疗相比，中医治疗不但死亡率低，而且治愈的“非典”患者都没有出现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
进入4月底，北京等地SARS疫情开始日趋严重，危重病人越来越多，西医只能大量使用抗生素、激素和呼吸机。但由于《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了中医药不能够介入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所以中医一直处于配角甚至无所作为的地位。
2003年4月13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赴广州调研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效果，曾拜访邓铁涛，并调查了广州中医药大学两个附属医院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情况。课题组认为，中医治疗非典型肺炎的疗效明显，应该尽快总结经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广，并形成了一份调研报告送到国务院。
13天后，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中药协会、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北京藏医院主办，在北京藏医院召开了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课题组第五次研讨会，主题是“中医药成功治疗非典型肺炎学术交流会”。与会专家一致呼吁中医药尽快介入“非典”治疗，进入主战场。
此时北京的形势越发紧迫。5月5日，建国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任局长、90岁高龄的吕炳奎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在抗非典战役中发挥中医的重要作用。温总理很快做出批示：“在防治非典中要充分发挥中医的作用，实行中西医的结合。”
5月8日，吴仪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医药治疗SARS座谈会，听取中医治疗SARS的经验和看法。吴仪在会上表示，中医是抗击非典型肺炎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充分认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积极利用中医药资源，发挥广大中医药医务人员的作用。
这次会议后，中医才以正式身份介入SARS治疗。会后，吕炳奎开始组建中医防治“非典”专家组，并第一个点名让王文奎参加专家组。采访中王文奎告诉记者，他5月10日接到吕炳奎的任务，11日就与吕炳奎的学生张朝和教授到了一线。
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到了一线的王文奎和张朝和一直没能接触到患者，有关部门还一直在调查他们是否有合法身份。所以，他们只是在一线转悠了一下。半个多月也没能治疗任何一位患者。后来有人写文章说，吕炳奎的兵到了医院没放一枪。
一位中医界人士向记者指出，去年的SARS对于中医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从结果上看，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抓住这次振兴中医的机会。回顾SARS，反观中医治疗艾滋病，他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教训需要吸取：
首先，去年SARS期间，中医之所以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特色，关键在中医的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中医界没有把辨证施治精华展现出来，而是在媒体上公布了很多方子， 这些方子鱼龙混杂，结果造成的影响不好。
其次，广东中医介入治疗SARS的经验，并没有作为普遍的经验推广。在5月8日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没有人把广东中医治疗SARS的经验在会上提出来，这是个巨大失误，座谈会给了中医一个机会，但中医没有利用好。如果会议上中医界把广东的经验拿出来，并通过具体的数据将西医和中医的疗效做细致的对比，引起决策层的进一步重视，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贾谦认为，这是因为“多年的歧视使很多中医人士谨小慎微”。
更重要的是，在治疗SARS过程中，中医在治疗检测手段上没有一个系统的统计，没有人重视系统的数据统计和检测指标记录。据说当时稍微做的系统一点的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他们用中医治疗了16位患者，并做了详细的观察记录。但可惜的是，中日友好医院也没有把自己总结的东西推广出去。虽然SARS过后，中日友好医院出版了一本书，收录了这些记录，但这本书没有引起业内的广泛关注。
“过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仍然没把SARS期间的教训经验总结出来。中医治疗完了没统计治了多少例、后果怎么样、跟踪没有。这些跟踪数据非常关键，但是没人做这样的工作。”他非常焦急地说，“对中医中药在治疗SARS的经验和重大作用一直没有进行总结和肯定，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总结临床并可能提出新理论的机会。”
贾谦也强调，防治艾滋病对于中医来说是又一次宝贵的机会，应吸取抗击SARS的教训。他所在的课题组常常在调研中劝民间中医积累完整的资料，在治疗前后进行检测，“以便使只承认西医疗效的专家学者能够认识到中医的疗效”。
但是由于资金的限制，检测和统计这些本应该做起来的工作很难进行下去，这在民间中医治疗艾滋病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王文奎告诉记者，他为患者提供的都是免费药物，目前他根本不敢扩大治疗人数，所以更没有资金为患者做各阶段的检测。
由于资金紧张，王文奎在王楼村治疗的70多位患者中，只有20多人在服药前后检测了CD4指数，每个病人的检测费用是1500元，“两次共计8万余元的检测费用目前还欠着检测医院”。
显然，自传统的中国被先进的西洋科技打败之后形成的观念很难改变。对中医来说，他们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慢慢克服，这其中不仅有人、财、物力的问题，更有科学观和价值观的障碍。而在此过程中，对某个药方大张旗鼓的炒作并不一定能起到什么效果，甚至可能是反作用。“如果中医中药能够重新被相信，这是一个大市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但个体治疗的结果不能代表整体，重要的是把更多的人治好了，并且能把医理、药理、病理都讲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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